Part1 恩格伦｜蛀洞：时间旅行的极简历史（原声）

女士们，先生们，你们应该都知道，时间旅行是不可能的。至少理论上是这样。有一种被称为虫洞的现象，似乎最有希望帮我们实现物理上的时间旅行。时空中存在微小的扰动，使得时空产生正向或者负向的弯曲，然后从理论上讲，如果被扭曲的时空通过某种方式联通到了一起，不论这是偶然还是人为所致，在连续的时空中就有了一个虫洞。要是这个虫洞敞开的时间足够久，就能允许物体通过。这个物体可以是一个粒子，甚至可以是一个航天器，它从虫洞的这一端突然消失，然后突然在那一端出现。也就是出现在另一个时间或者空间。不过，想要做到这样的时空穿越，我们还需要控制这个虫洞的发生。如果你能创造一个质量巨大的黑洞，并在同一时间创造相应的负能量物质，然后，如果你有某种手段把这两个黑洞连成一个通道，才能得到一个可供穿梭的虫洞。这么多“如果”堆积起来，希望真的十分渺茫了。从操作上讲，一点也不容易。

不过，幸运的是，我们还有其他的虫洞。它们十分古老，还可以让我们气定神闲地穿越时空。这就是人类的想象力。

在瑞典，我长大的地方，小时候大人教我说，不要随意叫醒看上去正在做梦的人。长大之后我发现这种观念实际上来自古老的维京传说。古代的维京人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类似灵魂的东西，叫做“Hugr”。Hugr有时候会离开身体独自游荡，一瞬间就可以去到千里之外。比如人在做梦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事。所以说，突然叫醒一个做梦的人是危险的：不巧的话Hugr来不及好好回到身体中，于是就会发生各种麻烦事。

所以我是想说，旅行，你不必真正亲身赶到哪里去。关于并不奔波的旅行作家，我最了解，而且最喜欢的一个例子，是法国贵族、军人泽维耶·德·梅斯特。他生于1763年，1794年出版了一本书，叫作《我房间里的旅行》。他就在自己的卧室里面踱步，日复一日，细致入微地描绘、讨论他看到的物件：铺了两张床垫的床，扶手椅，墙上刻的字，等等。他让自己的思绪游荡，思考生命和死亡和爱，思考过去的经历和未来的期望。他的小柜子上特别留了摆放书籍的空间，在那里他能找到：

“从阿尔戈英雄的远航到显贵会议；从最深的沟壑到银河系上最远的恒星；到宇宙的藩篱；到通往混沌的大门；四方上下，古往今来，我自由驰骋。我既不缺时间，也不缺空间。在那里，荷马、弥尔顿、维吉尔、莪相带我遨游。一切事都发生在那两个时代之间；一切国家，大千世界，万事万物都存在于那两个边界之间——一切都是我的，合法为我所有，一如每艘驶入比雷埃夫斯港的船都合法地归某个希腊人所有。”

这就是另一种虫洞了，一定意义上说，和宇宙中巨大能量创造的虫洞一样强大。人类想象力的虫洞。

我是一个历史学家，不难从泽维耶·德·梅斯特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：囿于自己房间的限制，又超越边界，一次次在时间中旅行。或者至少，是在时间中寻路。历史既是一个学科，也是一种心态；在东方和西方，历史学几乎在同一时间诞生。（被誉为欧洲的“历史之父”的希腊学者希罗多德诞生的年份，仅仅是孔子去世的五年后。他们是同时代的人。）当然，历史学的同时诞生不是东西方交流的结果。它是文明进程的逻辑产物，究其内核，反映的是保存和传授先辈知识与经验的需求。虽然我们可以说，这台时间机器最早是用来向前走、通往未来的，但历史确实是一个通往两个方向的虫洞。它在相距甚远的世代与时代之间建立联系。

历史也是最早的文学形式之一，在中国和西方无不如此。（因为历史就是文学写作。）在此基础上，还有一个中西文明之间意味深长的相似之处在于，虚构文学的产生要晚于历史写作。在中国，我们知道，小说和历史的类别区分是由公元8世纪的历史学家刘知几在《史通》中提出的。不过希罗多德和孔子都在各自的时代有过这样的区分，不过孔子的确要求更严格一些，他曾重点强调要记录事实，切忌他所谓的“道听而途说”。希罗多德不仅对道听途所毫无免疫，而且发扬光大：他还夸大了传言里的丰功伟绩。

这是历史学早期的一座里程碑：历史学者记录下他们看到或者听到的事，留下现世的图景以供后世之用。而相较之下，现代历史学在定义上是对于过去的关注，观察过去以供现世之用。（顺道一提，这种功利性也是历史研究的一大雷区。）从实践上讲，现代历史学家处理的不是过去，而是过去的现代遗迹。

有时这正是挫折之源。你感觉被困住了，就像泽维耶·德·梅斯特一样——梅斯特实际上就是被困住了，他因为得罪了当局，被软禁在意大利都灵的家中。你感觉被关了禁闭，因为你只能待在你的房间里，你的桌前，你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任何事，从来没有亲口与你笔下的人物对话。那些人早已作古，我所知甚详；我曾经幻想过，自己可以付出很大代价，不至于牺牲我的右手，但可以是右手小拇指，以换取与他们对话30分钟的机会。这一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过。做一个历史学家，你注定总是迟了一两个世纪才到达现场。

冲出禁闭的渴望，去亲自见证的渴望，促使我去世界各地游历，偶尔做一下战地记者。90年代我去过巴尔干和阿富汗，2005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我也在伊拉克。我还能有什么怨言呢？是的我确实亲眼看到了，但是我到了比如喀布尔或者巴格达，我发现了一个很多人早已经历过的困境：置身于历史事件当中，并不能保证你能够理解它们。你被困在混乱、嘈杂的现实当中，有可能地球另一端的编辑部都比你更明白发生了什么——所以历史学家就是这么矛盾，他们常常比当事人更理解发生的事。你会明白，距离常常是构成理解的要素。但距离的代价，就是你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亲身经验。

所有的历史学者都知道，这两者是难以权衡的。我觉得，在历史学的帮助下回到过去这一意愿，预设了我们能接触到生活在那时那地的普通人，他们的日常细节和思考。这当然并不总是容易实现的。人类中的大多数都消失得毫无痕迹。没有办法把他们重新挖掘出来。历史学的时光机器只能运转在事实之上。如果没有足够的事实，那虫洞只能是一个黑洞，让你无法从中再出来。

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。正如我刚刚提到的，中国的孔子和希腊的希罗多德都已经明确了这一区分。让真与假的混沌不清，让情感取代了理性的位置，让共同经历的真实被忽视，你将陷入麻烦。很深，很深，很深的麻烦。20世纪所有那些人为的灾难，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，都因幻想而起——无他，都是想用虚幻的理想之乡模仿现实，让现实在一段时间里遭到漠视。但是真实终将取胜。真实的分量从来不说谎。

在写作方面，现实与虚构的区别也很重要。作为一个历史学者，我对于现实与虚构混合的写作，总是难以接受。历史学者就是不能这么做。永远不能。如果你是一个虚构文学作者，你当然可以混合真实与编造，但是也不能对自己说谎：你最后写出来的东西，一定是百分之百的虚构文学，不论你在你的混合物中加入了多少完全真实的元素。历史与虚构文学分属不同领域。它们是存在于不同本体论层面的两种现象。做到尽善尽美的历史就是一台时光机，可以实现时光旅行，带你去看一个另外的时空。啊哈，我听见你们私下嘀咕了：历史小说又是什么？在我看来，历史小说是关于当下的寓言，正如科幻小说也是一个探索当下世界的巧妙手段。忽略表象，历史小说和科幻小说是一种只能把你带回当下的时光机。它们的目的也正是如此。

小说作家的那种自由想象，心智允许他做的，他都应该乃至必须做。所以我在这里说的想象，并不是这种小说家的想象，而是历史学者的想象：收到事实的约束，在事实之上生长，除了寻找真相之外没有别的目标。有人说，旅行者有两种，一种是靠地图旅行的人，另一种是靠罗盘旅行的人。两种工具对文学漫游者来说当然都有用，但是如果比如二者择一，我会选择罗盘。罗盘从不说谎。地图只不过是大地的画像，不能把它错当作大地本身。这里，不妨回想一下杰出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写的一篇非常短的短篇小说（顺带一说，他本应该得到诺贝尔奖的），他写到一个帝国，其中：

“地图绘制的技艺已经至臻完美，一个省的地图铺开就会盖住整个城市，全帝国的地图铺开就会盖住一个省。不久，人们不再满足于这些不忠实的地图，制图公会制造了一张和帝国国土一样大的全国地图，把国土上的物体一比一忠实复制。帝国的后代人不想前人那样热衷地图学，他们觉得这么大的地图毫无用处。他们把地图铺到了烈日与严寒肆虐的不毛之地，此举实在难脱暴殄天物之嫌。在帝国以西的沙漠里，至今来残存着这幅地图的碎片，上面居住着流浪的动物和人；除此之外，世界上就再没有别的地理学问的遗迹了。”

没错，地图是有用的。但是它们代替不了真实的土地。有时你必须从那间禁室中走出，行走在真实的世界中，因为旅行意味着将某些事物置于险境，将你个人的幻想置于险境——你关于某个地方、某种理念或者关于自己的幻想。旅行总是某种追寻。

人类的很多最古老、最基础的叙事常常有旅行的情节，这看来也是情理使然的事。人，身为个体生活在种种限制之中，单薄地存在于此时此地。旅行在终极意义上，是对个体限制的超越，参与到无数的他人的生活里。这不在乎我们的旅行是游走在脚下这个世界，还是独自待在房间里，让自由、开放的头脑穿过想象力的虫洞，乘着我们称之为“历史”的时光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