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PI狂人爱新觉罗·弘历与《四库全书》的组织管理

仅仅八年时间，一部7.9万卷、3.6万册、近8亿字的《四库全书》就编纂完成了。这八年中，四库馆共任命了正式馆员三百六十人，征用抄写人员三千八百四十一人，远远超过了当年明朝修撰《永乐大典》的规模。如果没有设置合理的组织机构和强有力的管理体制，修书工作是很难按时完成的。这一点，不服乾隆不行。

起初，乾隆想先征集书籍。1772年初，乾隆下了一道谕旨，要求各地总督、巡抚、学政搜集古往今来的著作献给朝廷。结果各地官员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，都没当回事。到了年底，乾隆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将书籍清单呈交上来，不禁大怒，下谕旨批评了各地总督及巡抚。

毕竟做了那么多年的皇帝，乾隆深知应该如何鞭策百官提高工作效率。只有建立实体组织机构，派遣专人督办，赏罚分明，才能推进工作的开展。

1773年，乾隆皇帝在翰林院开设“四库全书处”，是四库馆总裁、总纂处理事务的地方，分为总办处、提调处、校办处、总目处、收掌处，统领四库全书馆的工作。又在武英殿等地设置四库全书馆，包括缮写处、武英殿收掌处、监造处、聚珍馆和荟要处，负责《四库全书》相关的抄写刊印工作。为了防止工作人员偷懒，乾隆规定，除了兼职的总裁之外，其余总裁必须每日到馆打卡办公。并且，朝廷专门为四库馆的馆臣们开饭，以便保证馆臣们每天有足够的在馆工作时间。

地方安置好了，人员管理也很重要。

乾隆主持设计了一套绩效管理架构，特点有两个：第一是分工细致，第二是职责归属分明。

四库馆的最高负责人为总裁，总裁又分正总裁与副总裁，各有主管的工作范围。总裁下，分翰林院和武英殿两个工作系统。翰林院系统主要为勘阅编辑的馆员，有总纂官、提调官、协勘官、纂修官、分校官、收掌官，各司其职。总纂官对四库全书的校阅、编辑工作负全责，是四库馆的领导。协勘官、纂修官、分校官协助总纂官完成具体工作。提调官和收掌官则主要负责管理翰林院中与编修《四库全书》相关的书籍，以免发生偷书丢书的事情。武英殿系统主要为负责缮写校正的馆员，设有总阅官、总校官、提调官、复校官、分校官、考证官、督催官、收掌官、监造官等等。他们在翰林院的指导下安排工作，但是工作内容又具有独立性，工作绩效对总裁负责。

四库馆常年有馆员180人左右，誊录人员六百余名。班子庞大，事务琐碎。常设总裁有10人，都由乾隆亲自任命。乾隆选人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。开馆修撰《四库全书》，既要有专业人才，又要有管理人才；既是独立的文化事业，又需要各方协同支持。因此，乾隆指定的总裁，有阅书总裁，也有不阅书总裁。

阅书总裁，几乎都是翰林出身的国家高级人才，其中以刘统勋、于敏中、王际华最为著名。阅书总裁们对馆务有裁定的权利，并且有制定馆内章程、抽查《四库全书》质量的职责，对图书的处理、纂修的签改、书籍的分类以及提要稿的修订也有裁定权。即便是身为四库馆大领导的总纂官，也必须听从阅书总裁的决定。

而不阅书总裁，主要为皇子和二品以上满族大臣。他们的存在，一是为了保障《四库全书》编纂工作的顺利开展，二是为了保证《四库全书》编纂工作的政治正确。乾隆先后安排皇子永瑢、永璇、永瑆任总裁，为“统领馆上事务者”，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儿子学习如何管理朝廷的具体事务；安排福隆安为总裁，是为了让他专门负责四库馆的考核与督催，督促四库馆臣高效完成工作。此外，副总裁金简专门管理纸绢、装潢、饭食、监刻等具体事务；副总裁英廉则主管后勤事务。

四库馆臣中，纂修官和分校官无疑是《四库全书》编纂工作的主力。他们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。在清代，翰林出身是所有官员都希望获得的一种荣誉身份。因为只有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以及脱颖而出的进士们，才有资格被授予翰林院修撰、编修和庶吉士的身份。

翰林，代表的是国家的“智库”和 “最强大脑”。如果我们看一下《四库全书》纂修官的阵容，就会对翰林的优秀有所了解。梁上国、任大椿、俞大猷、邵晋涵、周永年、姚鼐、翁方纲等等，都是纂修官。纂修官们需要通读所有入馆的书籍，撰写提要，提出处理意见，同时还要校勘底本。有特殊之处，需要贴上黄签写明问题，以便总纂官及总裁定夺。纂修官完成书稿之后，交给分校官审阅校改。然后，总校官将校订好的书稿交与总纂官，总纂官勘定后再交给总裁，总裁最终审阅之后呈献给皇帝。一部书稿经过分校、总校、复校、总裁阅等一系列程序后，才能进呈御览。

乾隆本人对《四库全书》很重视，他会亲自审阅四库馆臣写定的书稿。呈交乾隆审阅的书稿，称为“四库进呈本”。乾隆审定进呈本之后，便会返还四库馆，这本书也就算是定稿了。乾隆做事情很投入，也很有效率。

1774年农历十月，四库馆上交了第一批四库进呈本，共计101册。乾隆每天下了早朝之后，从中午开始看，一直看到傍晚。五天后，审阅完毕。乾隆虽然看得快，但是他看得并不马虎。如果让他发现书稿中有错误，那么四库馆臣们就要领罚。根据错误的类型，相关人员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记过。如果错误严重，总裁就要送交督察院审议，重新抄写的经费也需总裁、总纂、总校赔偿。

因此，阅书总裁们的压力很大。对于书籍和提要，阅书总裁的抽查率高达20%，到了工作的中后期，工作量猛增，阅书总裁们的精力已经难以完成抽查工作。乾隆为了保证进度，添加总阅官一职承担审阅工作的主要责任，并临时增派皇八子、皇十一子及若干大臣辅佐总裁一起校勘。

在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期间，如果对办书的工作满意，乾隆也会对四库馆臣颁发一些赏赐。这些赏赐主要都是些瓜果小物。比如，1777年，新疆进贡了一批哈密瓜。乾隆对这一年四库馆的工作比较满意，下旨赏赐总裁每人一个哈密瓜，总纂三人赏两个哈密瓜，提调十二人赏四个哈密瓜，总校九人赏三个哈密瓜。纂修、分校官们一百多人总共赏三十个哈密瓜。赏赐的东西虽小，但意义主要是体现皇恩浩荡以及皇帝对四库馆工作的肯定。

干得好是应该的，干不好就要掉脑袋。

如果工作成果让乾隆不满意，大臣所要领取的惩罚，就会严重得多。其中，最倒霉的当属陆费墀。开设四库馆之时，陆费墀任总校，后来升任副总裁。可以说，为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耗费了多年心血。1787年，江南三阁的《四库全书》副本正在抄写当中。乾隆却发现已抄好的四部《四库全书》中竟然有多处错误，而且本来应该删掉的内容没有删，甚至还有很多书页存在大量空白的地方。这都是当年在办书过程当中，因操作错乱、审校不严而产生的。

作为主要承办者，总裁于敏中本当治以重罪。但当时于敏中早已身故，乾隆无法追究于氏的责任，就把账算在了副总裁陆费墀的头上。乾隆命令陆费墀为江南三阁《四库全书》所用木匣、装订、刻字等原料及做工的全部费用买单。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多达十几万两白银。陆费墀没有办法，只好给家眷留下了一点糊口之资，变卖了所有家产偿还给朝廷。他自己也因此忧愤而卒。

然而书香传家，福泽后代。陆费墀的后人陆费逵在1912年创办了一家书店，也就是现在以出版学术文化著作闻名的中华书局。此乃后话。

对于追求时效的乾隆来说，八年完成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，六年完成六部副本四十八亿字的誊抄，在有生之年看见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文化事业得以实现，无疑是充满了成就感的。

但是，在这一巨大文化工程的背后，也有陆费墀这样因为编书倾家荡产、愤懑而亡的人，真是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的悲凉。除了陆大人，其他四库馆臣们都经历了哪些人生的悲欢离合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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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| 曹菁菁

编辑 | 朱默迪、赵大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