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百家讲坛》 20161028 开元盛世（下部）3 大唐诗圣

杜甫在开元盛世时期经历了显著的贫困生活困境。其父去世后家境急转直下，三十岁后依靠种草药、友人接济维持生计，甚至被迫寄居长安郊外杜陵，自称“杜陵野老”。天宝年间献《三大礼赋》未获重用，仅得八品小官。他将家人迁至奉先县后，幼子因饥饿夭折，写下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千古名句，揭露盛世下唐代基层民众疾苦与贫富悬殊。
安史之乱爆发后，杜甫亲历战乱动荡。潼关失守、哥舒翰兵败等事件导致关中陷落，他与家人徒步逃亡，途中险象环生。其诗作《兵车行》以“牵衣顿足拦道哭”描绘征兵惨状，控诉唐玄宗穷兵黩武政策对百姓的摧残，同时暗讽统治者效仿汉武帝的军事扩张。
杨氏家族奢靡生活成为社会矛盾的缩影。韩国夫人制巨型灯树炫富，杨国忠宣扬享乐主义，其府邸奢华堪比皇宫，与杜甫“残杯冷炙”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。这种阶级分化加剧了天宝末期的政治腐败，为安史之乱埋下隐患。
边将征伐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。鲜于仲通征南诏惨败后，杨国忠强征壮丁补兵，引发民间“偷折臂”避役的悲剧。杜甫以“信知生男恶”等诗句痛陈战争对普通家庭的毁灭性冲击，揭示盛世表象下的深层危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