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百家讲坛》 20140707 成败论乾隆（下部）4 乾隆四十五年

康乾盛世鼎盛时期在乾隆四十五年达到顶峰，这一时期经济繁荣、疆域辽阔，但随后因统治风格演变与社会矛盾加剧而逐渐衰退。乾隆帝七十寿辰时制作“古稀天子玉玺”，并撰写《古稀说》自诩功绩，标志其执政心态从进取转向自满。
乾隆统治风格演变经历了宽仁、严厉到晚年宽纵三个阶段。乾隆四十七年后，文字狱案件大幅减少，地方诬告案被驳回，显示其从高压转向缓和。这与乾隆晚年执政懈怠直接相关，其精力衰退导致对政务处理趋于简化，死刑判决也从严酷转为宽宥。
清代官员进贡体系在乾隆晚年失控，成为腐败温床。乾隆四十五年七旬庆典期间，进贡规模空前，三万辆载货马车绵延数十里。贡品制度助长奢靡之风，官员通过“帮贡”摊派敛财，引发乾隆晚年贪污大案频发，如李世尧、国泰等案件均涉及巨额财富侵占。
官僚腐败现象与社会矛盾加剧相互交织。乾隆晚年懒政盛行，案件积压十年不决，地方官推诿成风；社会治安恶化，抢劫案频发却得不到严惩。统治集团沉溺享乐，底层控制力削弱，最终导致康乾盛世鼎盛时期在乾隆四十五年转折点后迅速落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