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、天降横祸（下）

苏轼因诗文被指控诽谤朝政，引发“乌台诗案”。御史台通过刑讯逼供，将苏轼诗文分三类定罪：抨击新法（如讥讽农民因新法频繁进城）、含义模糊（如钱塘江潮相关诗句被曲解）及歪曲编造（如王珪诬陷“蛰龙”影射谋反）。案件审理中，宋代文字狱的严酷性暴露无遗，但缺乏直接证据表明苏轼应判死罪。
面对冤案，多方势力介入营救。保守派代表人物张方平冒险上书宋神宗求情，其子因懦弱未递信，反使苏轼免于激怒皇帝；前任宰相王安石强调“明君不杀士人”，影响宋神宗决策；中间派吴冲以曹操典故劝谏，暗示皇帝应宽容苏轼。宋神宗派密探观察苏轼，确认其坦然心态后，逐渐倾向赦免。
最终，宋神宗平衡新党旧党压力，判处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其他涉案者亦受罚。苏轼狱中写下绝命诗，出狱后感慨重生，以自嘲化解劫难。乌台诗案历时五月，折射北宋党争与政治生态，亦凸显苏轼作为文人在高压下的命运浮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