垃圾分类政策下的焚烧厂困境与城市垃圾处理挑战

截至2026年初，我国建成超一千座垃圾焚烧厂，年处理能力达2.8亿吨，但我国城市年产生活垃圾仅约2.6亿吨，垃圾分类推进后，可进入焚烧厂的干垃圾量进一步下降，出现产能过剩垃圾不足的窘境，部分企业跨区域抢运垃圾、开挖陈腐垃圾，违规开挖陈腐垃圾易引发渗滤液泄漏的二次污染，且该模式不可持续。
垃圾焚烧厂发展源于早年垃圾围城困境，早期引入欧洲焚烧技术因我国生活垃圾含水率高难以维持临界温度，易生成剧毒物质二恶英，成本高企行业发展停滞。我国核工业技术引入后改造焚烧炉，解决了高水分垃圾燃烧的二恶英控制问题，设备成本降至进口货的一半，随后财政补贴跟进，形成财政补贴套利模式，吸引各类资本大规模进入，地方快速推进焚烧厂建设，焚烧占比从10%升至80%以上。
垃圾分类强制推行后，占垃圾总量六成以上的湿垃圾分流利用，进焚烧厂的干垃圾量大幅减少，焚烧厂按吨收取处理费的收入大幅下降，同时干垃圾热值高导致焚烧炉超温运行，加速设备损耗，总发电量未提升，企业陷入亏损，但焚烧炉启停成本高只能维持运转。该商业模式按照人口增长预期规划产能，未考虑我国人口已经见顶、城市化放缓，生活垃圾产量进入平台期，最终商业模式崩塌。
我国现行垃圾焚烧优先的路径，不符合废弃物管理预防产生、源头减量、循环利用优先，末端处置垫底的原则，将大量可回收资源直接焚烧，属于末端优先资源浪费，同时达标排放前提下，焚烧厂周边一公里范围内健康风险仍高于安全值。
我国垃圾处理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，生活垃圾仅占全年固体废物总量的2.4%，固体废物整体处理能力不足：工业固废占比超四成，多数未有效处置，大量尾矿、煤矸石等被非法倾倒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极低，处置费用高催生大量非法倾倒；农业固废长期被忽视，废弃农膜、农药包装物处置率低，处理不当易引发面源污染，大量固体废物未得到有效处理，留下污染隐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