审校不严，可否归田？——四库馆臣众生相

大清立国以来百年的文字狱，让清代的读书人们都不敢像明代儒生那样，公然结党成天议论朝政了。于是，他们把精力都放在了学术研究上。清代儒生，从考证经史开始，全面发展了校勘、训诂、文字、音韵之学。考据之学的兴盛，刺激儒生们更加重视学术源流与材料出处，专注于文献审订、校勘谬误、注疏文字、考证典章制度以及地理沿革，与宋明理学形成了鲜明对比，世称“朴学”。

在这种学术背景下，《四库全书》的质量就有了学术保障。1772年，乾隆任命陆锡熊、纪晓岚为《四库全书》的总纂官，陆费墀为总校官。纪晓岚除了总理编纂事务之外，还负责文学书籍“集部”的编纂。戴震负责“经部”书籍编纂，邵晋涵负责“史部”书籍编纂，而山东鸿儒周永年负责“子部”书籍编纂。

这里我们略略介绍一下戴震和邵晋涵。

戴震，生于1724年，卒于1777年，字东原，安徽休宁人，是清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、哲学家和思想家。戴震是个文理全才，音韵、文字、历算、地理无不精通。十六岁的时候，戴震就能背诵《十三经注疏》的全部经文和注文。然而，戴震的八股文写得不好，总是考不上进士。不过，戴震并没有把科举当做终极目标。他一直潜心研究经学中的算学、小学、地理和科技。22岁，戴震完成《筹算》一书，展现了对数学研究的深度。23岁，写完《六书论》，解释清楚了“转注”的文字学意义。24岁完成《考工记图》，用插图来直观解释考工记中的器物制度，震惊学界。25岁完成《转语》，打通音韵训诂学。虽然戴震学问很好，但是他长年以私塾谋生计，生活很穷苦。33岁戴震来到京城，粥饭不继，穷困潦倒。当时许多著名学者都来拜访他，被他的学问所折服，往来交游中赞叹有加，戴震因此名震京城。

1773年，四库全书馆开馆，入选的纂修官们都是翰林出身。戴震连个进士都考不上，按道理与《四库全书》的修撰无缘。但是四库全书馆总裁裘日修、于敏中以及总纂官纪晓岚认为戴震是当今经学第一人，坚决支持戴震主持经部书籍的修纂。好在乾隆不是一个死心眼的皇帝。既然总裁和总纂官他们都说戴震是学术牛人，那就破格提拔吧。于是，戴震以举人的身份被召为《四库全书》纂修官，负责“经部”的编纂。两年后，乾隆对戴震办书的表现十分满意，赐戴震进士出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

戴震进了四库全书馆，得以阅读天下藏书。他利用天赐良机，精心考订了天文、算法、地理、文字音韵各方面的书籍，精心研究，全力以赴。后来，戴震脚不能行，无法前往翰林院，仍然在家里坚持修书。不久后，病死在家中，享年五十五岁。

让我们再来看看邵晋涵。

邵晋涵，字与桐，浙江余姚人，清代著名学者，史学家、经学家、藏书家。他比戴震小十九岁，与屡试不中的戴震不同，邵晋涵28岁就中了进士，可谓少年得志。邵晋涵从小就酷爱读书，无论严寒酷暑，也不论居家旅行，总是在读书。而且他还有惊人的记忆力，读过的书往往能过目不忘。相传，《四库全书》的总裁向他请教某些史料，他能当场就明白无误地说出在哪一种书的哪一册哪一页，震惊同僚。这种脑力，参加个什么“最强大脑”必当胜出啊！

由于邵晋涵在史学方面颇有研究，而且对明代史料烂熟于心。入四库全书馆任编修之后不久，便被委任主持“史部”的编撰工作。史书，尤其是关于前朝史料的史书，简直就是修书中的地雷，一不小心就容易掉脑袋。史部书籍大都由邵晋涵最后校定，也可以说，“排雷”工作主要交给邵晋涵完成了。邵晋涵也比较幸运，虽然因《四库全书》受到责罚的馆臣众多，但是邵晋涵在整个编修过程中完美地躲过了责难，得以在嘉庆元年安然卒于邸第。

能像邵晋涵这样幸运的馆臣实在少见。《四库全书》初具规模之后，乾隆对办书的成果开始严加要求。从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九年，乾隆授命军机大臣们定期审查进呈本的错讹之处，每三个月由军机大臣统计，作为处分相关人员的依据。即使乾隆本人不在北京，也要安排快马将新交的进呈本送到他手中，由他亲自阅览。在这八年中，《四库全书》的总裁、总校甚至提调官们，因为书中出现错漏屡次被记过处罚。

四库馆臣虽然出身翰林，看似风光，但是由于承办《四库全书》的工作，过得并不轻松。如果在审校上出了纰漏，往往遭受重罚。面对巨大的编纂压力，虽然大家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，但也避免不了错误。

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，内廷四阁的《四库全书》已全部入藏，续缮的江浙三阁书，经过五年的不辍抄写，也已告成，即将颁发。但就在这时，乾隆皇帝发现了书中竟然有一处把顺治皇帝与明崇祯皇帝相提并论，不禁大怒。仔细一看，又发现诸多错讹。乾隆着令二百多名京官校读文渊阁、文源阁《四库全书》，耗时两个月，又发现大量错漏，龙颜大怒。一批四库馆官员受到惩责，首当其冲的，是总校官陆费墀以及总纂官纪晓岚、陆锡熊。

陆费墀的结局上期已经介绍了。那么两位总纂官又有什么故事呢？

陆锡熊本来是乾隆皇帝极为宠信的文臣。早在这次出事之前，他就因四库进呈本中的错误屡次受到处分：先交部议、革职查办，后来又得到皇帝特谕从宽留任。这一次的修书之祸重则处死，轻则革职。乾隆念在旧情，还是从宽发落了。只是责令陆锡熊和纪晓岚重新校勘七阁图书，并要他们自掏腰包补上重新缮写书籍的费用。

当时陆锡熊在福建当学政，重新校勘的任务都落在了纪晓岚的身上。陆锡熊性格敦厚，是个老实人。看见自己的老战友在北京翰林院里独自承担着校书的重任，心里十分内疚。

1790年，陆锡熊任满返回京城。他上奏朝廷，奏请前往盛京校勘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。陆锡熊在盛京日以继夜地校勘图书，凭一己之力在十个月内校勘完了全书。乾隆也深为感动，任命他为稽查左翼宗学，为皇室服务。然而，校书如扫落叶。每校一次都有新的讹误出现。1791年年底，纪晓岚校勘文渊阁、文源阁《四库全书》，又发现了诸多错漏。陆锡熊忧心如焚，打算再校一次文溯阁的《四库全书》。1792年，已经58岁的陆锡熊在冰天雪地中踏上了前往盛京的官道。这一次，他没有那么幸运了。本就疾病缠身的陆锡熊，被旅途劳顿这最后一根稻草压倒了。到达奉天省城没有多久，他就一病不起，最终病逝于沈阳。

三人之中只有纪晓岚在总纂任上完成了任务，他看着曾经朝夕战斗的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，内心颇受煎熬。得知陆锡熊病逝在校书的途中后，纪晓岚写了一首长诗来哀悼他，其中有两句叙述两人在校订《四库全书》时的友情：

“两心别有胶漆契，多年皆似金石坚。”

想到自己的命运，纪晓岚不由地感叹：

“徘徊不寐坐长叹，伊谁解识余辛酸？”

本是为皇家效命，最后却得来家破人亡的命运，纪晓岚如何不为同僚们感到愁肠百结呢？

纪晓岚在总纂官任上经营十三年，从知天命之年到花甲老人，对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。他亲自撰写了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还编写了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，一生的荣耀和辉煌在此达到了顶点。嘉庆八年，也就是1803年，纪晓岚八十大寿，嘉庆皇帝特赐珍品贺寿。纪晓岚已经成为备极荣宠的“国之大老”。

纪晓岚能熬过艰苦的纂修环境，与他聪敏诙谐的性格分不开。

乾隆与纪晓岚君臣之间最著名的一个段子就是“老头子”。《清稗类钞》中记载，盛夏的四库馆闷热难当，纪晓岚和大臣们就光起膀子干活儿，这时乾隆突然驾到，纪晓岚来不及躲闪，就藏在了椅子底下，没想到皇帝坐了很久都没有离去，纪大学士忍耐不住问道：“老头子走了么？”皇帝听后质问纪晓岚：“你怎么能如此称呼朕？”纪晓岚灵机一动，急忙答道：“皇上万寿无疆，此为老，顶天立地，为百姓之头，帝王以天为父，地为母，对天地来讲，就是子。”皇帝听后满意而去。

纪晓岚去世后，谥号“文达”，所谓“敏而好学可为文，授之以政无不达”，正是他一生的写照。

历经20年的风风雨雨，《四库全书》的修书工作终于完成了，七阁之书历数百年，今存者为文渊、文溯、文澜、文津四阁之《四库全书》，校勘精良，至今仍然再版，在保存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起了巨大作用。《四库全书》中斑驳的墨迹，似乎还在默默诉说着抄书、校书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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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| 曹菁菁、张伟丽

编辑 | 朱默迪、赵大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