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399、宋朝“自媒体人”靠二创，夯实了民族记忆

宋朝商品经济繁荣，市民阶级兴起，普通民众衣食结余有限，难以承担书籍开支，即便是廉价小巧的巾箱本，也与底层民众无缘。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，催生了勾栏瓦舍的说书行业。
宋代说书人划分出不同层级，最底层是走街串巷摆摊的“路歧人”，收入不稳定；其次是勾栏瓦舍中拥有固定场地的说书人，拥有稳定听众，收入更有保障；收入最高的是供奉宫廷的说书人，获皇帝赏识可得丰厚赏赐。宋代说书人成立了自己的行会雄辩社，可为成员排班调解、提供现成话本，降低入行门槛。宋代说书分为四家，讲史书是最受民众追捧的品类，不同说书人各有擅长，形成了差异化的内容赛道。
说书人需要拜师苦练基本功，门槛不低，不少落第文人进入这一行当。为贴合市井听众喜好，说书人会对正史记载进行二创，加工丰富情节、塑造人物人设，比如加工出桃园三结义的桥段，神化诸葛亮形象，为郭威增添行侠仗义的背景；对于当代史事，比如岳飞事迹，说书人会通过田野调查搜集整理，还原完整故事脉络，填补官修史书的缺漏。此外还有面向儿童的定制内容，有专门的儿童话本，辅以通俗讲解辅助孩童理解。
这些经过加工的历史故事，在民间广泛传播，塑造了民众对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的底层认知，积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记忆，大多宣扬忠义向善的价值取向，具备劝人向上的积极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