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rt2 小白｜文字历险：历史迷雾里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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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前五世纪，小亚细亚城市哈利卡尔拿索斯人希罗多德，因为反对本城僭主吕戈达米斯，被迫逃离家乡。日后他虽然返回家乡，赶跑了篡夺民众权力的僭主。但不久又因为与城邦民众意见不合，再次离乡背井。他的一生，大部分时间是在旅行中度过。他的足迹遍布欧亚三大洲，向北走到黑海北岸，向南到达埃及最南端，向东至两河流域下游一带，向西抵达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。在他那个时代，这样的旅行本身就可以称得上是惊人的业绩。他在旅行中与当地人结交，听他们讲述无数本地故事和传说，撰写了一部伟大著作《历史》，他因此被人称为“历史之父”。与此同时，他也被人称为“旅行者之父”。

刚刚获得金布克奖的小说《英国病人》，作者是迈克尔翁达杰。这部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是个地理学家，他花了十年时间在利比亚沙漠中考察，想要寻找一片传说中的绿洲。当时沙漠的那一部分从未有人涉足，也从未有人绘制过地图。他就随身带着希罗多德这部《历史》，把它当作一部旅行指南随时查阅。

对希罗多德来说，旅行不仅是地理的，也是历史的，旅行是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冒险。

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他那本《帝国的时代》自序中说，在历史和记忆之间有一块不太明确的过渡区。这个过渡区介于两种过去之间，一种是缺乏个人印记的过去，你只能从历史学家的撰述中加以了解。另一种是掺杂了私人记忆的过去。而在两者之间，有一片模糊地带。上海的30-40年代，对我来说，就是那样的一片模糊地带。我对那个时代的上海没有任何事实上的个人记忆，但我同时又总是好像觉得，我对那个时代确实存在某种个人记忆。

我们知道，直到80年代之前，上海城市规模最大最快的一次发展变化，是在30年代。那以后直到90年代中后，才再一次启动大规模城市建设。换句话说，我小时候，也就是70-80年代，记忆中的街道房子很可能就是建造于30年代建造，也许稍显陈旧一点。我的邻居老伯伯，夏夜天台上乘凉，讲的故事也就是30年代旧事。

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，那正是历史最难把握的一部分，是一片“时间上的无人之地”。“充满了不可靠的轮廓和空白”。这个不明区域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十分重要，连媒体也对它们全神贯注，因而它也会被现代媒体所歪曲和夸大。

所以，我想进入那个上海，到那个上海去旅行，真正进入30-40年代的那个上海，而不是那个已被车墩影视基地复制的上海。

我站在利查饭店楼梯转角处，注视着那几块彩色古董玻璃，它们充满了装饰性的小趣味，跟那片躲在时间背后的地方毫不相干。我跑到西郊，小时候去西郊公园，仍可以看到大片农田、土堆，小河，仅能让一个人踏上的独木桥。但现在早已成了高楼大厦。我想象不出那里原先是罗别根河边大片猎狐赛马场。

我只能回到档案中，在历史档案中继续寻找入口，想方设法进入那个上海。

就像地理中的旅行一样，历史档案中的旅行一样会让人疲乏。一样也会有迷路。但只要耐心，渐渐也会让自己从一个陌生的异乡人，变成一个熟门熟路的老手。你会慢慢了解那座如今已消失在时间线上的往昔城市。它的建筑物轮廓，它的气味，它的交通规则，它的声音和噪音。

到这时候，你就顾得上去看看那座城市中的人了。他们的相貌衣着，举止应对，表情态度，说话方式。在档案馆，在图书馆文献室，你可以从照片上熟悉他们。

在各种档案文献中，我认识了很多生活在那座城市中的人。一个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领袖，他的行踪被法国驻河内保安局发现，资料邮寄到上海法租界巡捕房，照片上他穿着短褂和宽大的短裤，看上去瘦弱而充满激情。一个年轻的摄影师，蹲在摄影机旁休息，面对一具被暗杀的尸体，笑得十分开心。一组连续的追踪报道，关于一位奥地利太太的殉情自杀。一个在巡捕房做了笔录的旅馆茶房，笔录做得十分详细，连语气都能读出来。

有一天上午，我坐在上海档案馆靠窗的桌上，窗外是黄浦江。太阳照在一叠档案卷宗上，档案中是一个不明国籍的女商人。她买卖的主要货物是枪和子弹。关于她的记录加在一起也只有那么几条，大部分都是道听途说的记录，加上一两片剪报。不知怎么回事，一个句子跳进脑中：起初，引起注意的是那个俄国女人。这个句子赶都赶不跑，就像你突然在一个陌生城市中，遇到一个特别乐意跟你搭讪的陌生人，不情不愿地跟他熟悉起来。就从他开始，一个又一个，你跟那座城市中的人熟悉起来，他们不再是街上的陌生人，他们渐渐成了每天都见面的老熟人。

那个最先跳进脑中的句子，先是成了初稿的第一个句子，后来渐渐向后挪，成了小说第三节的第一个句子。在随后的几个月中，我就成了一个观察者和讲述者，成了一个30年代上海城市中的漫游者，从这里跑到那里，总是陪伴着几个熟识的人。

那真的成了一场难以忘记的旅行，而旅行的成果就是这部名叫《租界》的小说。

谢谢！